污染判“投毒罪”具标杆意义

  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日前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，对盐城“2·20”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、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，同时合并其他罪行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。这是我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，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。（8月18日《成都日报》）

首先需要更正的是，“投放毒害性物质罪”已经于2001年《刑法修正案》（三）修改为 “投放危险物质罪”，媒体此说是否为新闻传播中出现了差错，尚不得而知。但修改后的“投放危险物质罪”与此前的“投放毒害性物质罪”是一脉相承的。

环境污染愈演愈烈有目共睹，已不需要用案例来佐证了。区域限批、流域限批、环保评估、行政问责……一系列貌似铁腕的环保政策，并没有阻止江河湖海变色、土地重金属含量上升的趋势。

一例例恶性的环保事件发生后，愤怒的舆论除了悲悯民生之外，就是炮轰唯GDP马首是瞻的官员考核体系，吁请对难辞其咎的官员严厉问责。

其实，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就是对排污企业处罚过轻。类似于目前全国严打酒后驾车，大棒高高举起，而在查堵之后的处罚上，受制于法律局限只能轻轻落下，于是酒后驾车屡禁不止。

所以，盐城盐都区法院放弃以处罚较轻的“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”对嫌犯量刑，而是以处罚较重的“投放危险物质罪”量刑，与突破交通肇事罪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审视醉驾一样，具有司法标杆意义。

从环境保护的意义上说，对排污企业处罚过轻，实际上与畸形的官员考评体系一样糟糕。后者让官员除了GDP什么都看不到；而前者，既然鲜有从重判罚的高压线，他就可以去行贿官员买通一切，即使被查处，也不过是“撞死赔钱”一样被罚款了事。

治乱须用重典，遏制环境污染也必须用“投放危险物质罪”来判处排污造成严重后果的企业责任人。

但问题在于，就像以“危害公共安全罪”判处醉驾目前还仅是个例一样，以“投放危险物质罪”判处排污企业责任人，能否在司法界达成共识至关重要。

我们在为盐城水污染事件判罚鼓掌的同时，也要高度关注“投放危险物质罪”在重大环境污染案件中能否通行。

至少眼前的凤翔血铅超标事件将怎样判罚，就很值得我们关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