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人权保障思想的深入人心、司法的渐趋人性化和法治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，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问题得到司法机关的广泛关注。前科消灭制度符合人权保障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，彰显刑法的谦抑性价值，也顺应国际发展的必然趋势，体现人文精神和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关爱，将他们曾经的污点在其档案中抹去，由此在升学、就业、入伍等方面给予他们同其他守法公民平等的对待，避免社会的歧视和自身的自暴自弃，有利于犯罪后的未成年人真正回归社会，有利于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教育、感化和挽救，更有利于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。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问题的特殊化，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。如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》(又称《北京规则》)第21条对少年犯罪的档案保管作了严密的规定，并明确“少年罪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讼案中加以引用”。《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》第19条规定:“释放时，少年的记录应封存，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。”国际社会和各国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。今年2月通过的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，就未成年犯的前科报告义务免除作了明文规定，其第十九条规定，在刑法第一百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:“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，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，免除前款规定的前科报告义务。”这标志着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立法上的起步。笔者从前科消灭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出发，浅谈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完整体系的设想。

 第一，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在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上起步，但仍有诸多的不足，仅涉及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，尚未建立具有完整体系的前科消灭制度:对于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的程序未做详细规定:未附加任何限制条件和未确定免除时间，未明确是否被判处五年以下的未成年犯，均可无条件、无时间限制地消灭其前科。

    第二，应构建有条件、有限制的前科消灭制度，明确该制度的实施机构、范围、附加条件、程序、法律后果以及相应的配套制度。现有规定模糊不利于司法人员的实际操作，科学化、体系化的前科消灭制度仍是我国司法空白。笔者认为，为构建科学化、体系化、适用我国国情的前科消灭制度，应有条件、有限制地循序开展相关工作，如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，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，限定范围应是已满14周岁且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和轻罪(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主观恶性不大、初犯偶犯)的犯罪记录的消灭，限定条件是需经过1年考察期限，如果没有再重新犯罪可以向司法局申请取消犯罪记录。经司法局审查和审批后注销个人所有的犯罪材料，不计入其户籍、人事等档案中，保证其在升学、就业方面不受歧视，且在相关刑事诉讼文书中不再引用其前科情况，如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也不适用累犯制度。同时完成有关配套措施工作，实现户籍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有机协调，必要时应向未成年人出具《前科消灭证明书》，尤其要与社区矫正制度、社会帮教制度对接，运用全社会力量配合互动、运转协调，发挥最大的制度合力，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。